對話人：

　　紀秀君 本報記者

　　李敏誼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學前教育研究所教授

　　學前階段兒童屏幕暴露的政策目標，應從單純“控時長”轉向“控總量、提質量、重情境、強責任”

　　關注屏幕使用的整個動態過程

　　記者：數字時代，學前兒童難免觸屏，但屏幕暴露帶來的隱憂，深深困擾著家庭和幼兒園。國內外新近研究揭示了什么？

　　李敏誼：屏幕暴露（screen exposure）或者說屏幕時間（screen time）近年來已成為全球兒童青少年學習與生活中日漸凸顯的重要問題，給家庭和幼兒園帶來了不少困擾。我們課題組基于在廣東省開展的大規模調查，深入探討了我國學前兒童屏幕暴露、家長媒介干預與兒童早期發展的關系。研究發現，早在2018年，學前兒童屏幕暴露現象已相當普遍，樣本兒童平均每天屏幕時間約110分鐘，接近2小時，明顯高于世界衛生組織針對2—4歲兒童每天靜坐屏幕時間“不超過1小時，越少越好”的建議標準。新冠疫情之后，尤其是隨著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學前兒童屏幕暴露現象愈發普遍。

　　從國內外研究趨勢來看，該領域相關研究從剛開始聚焦使用時間，到逐漸關注兒童數字生活的整體生態，包括使用年齡、使用時長、使用類型、使用內容、使用情境、家長干預，以及對兒童早期發展的影響等多方面。

　　因此，家庭和幼兒園要從關注“孩子看了多久”，進一步追問“孩子看了什么、和誰一起看、看完以后發生了什么”，關注兒童屏幕使用的整個動態過程及其產生的影響。

　　記者：怎樣看待屏幕暴露對學前兒童早期發展的影響？

　　李敏誼：就認知能力發展而言，許多研究關注到了屏幕暴露對注意力、執行功能等的影響。我一直關注學前兒童語言能力發展，尤其是早期讀寫能力。我們在廣東省的研究發現，屏幕時間過長往往會產生替代效應，也就是說，它擠占了兒童與成人面對面真實對話、紙質圖畫書閱讀、玩具操作和戶外探索等時間。進一步探索屏幕暴露對早期讀寫能力的影響，我們發現：在控制兒童性別、月齡和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后，屏幕時間會負向影響早期讀寫能力；但教育類屏幕活動頻率能夠削弱這種負向作用。

　　分析屏幕暴露對兒童早期發展的影響，至少要從三個維度來看：第一，數量與質量：包括屏幕使用時長、內容類型、是否有家長陪同使用等，這些對兒童早期發展的意義存在明顯差異。第二，機會與風險：有效利用數字屏幕可以助力兒童認知和社會性的發展，建立與社會的聯結，但不當使用也可能帶來生理和心理傷害，以及遭遇廣告誘導、網絡欺凌、血腥暴力內容和隱私泄露等多重風險。第三，兒童及家庭差異：兒童年齡越小，越依賴身體經驗、面對面互動，也越需要成人共同使用；家庭資源越不足，越可能把屏幕當作照看工具，也越需要外部支持。

　　從單純“控時長”轉向“綜合施策”

　　記者：國外關于學前兒童屏幕暴露的干預政策，側重怎么解決問題？對我國相關治理工作有何啟示？

　　李敏誼：國外關于兒童數字環境治理和學前兒童屏幕暴露的相關政策，往往是在兒童權利、健康保護和支持發展之間尋找平衡。

　　2025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了《數字時代兒童的生活如何》的報告，提出“四支柱”政策框架：第一，完善法律和政策治理框架，推動數字服務提供者把兒童安全、隱私保護、內容過濾、投訴救濟和適齡化設計嵌入產品與服務；第二，發揮教師、學校和教育系統的作用，培養兒童數字素養和數字公民能力；第三，面向父母、照護者和監護人，為其提供可理解、可執行的指導；第四，納入兒童視角，把兒童自身的觀點和經驗融入政策設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權益保障署2025年報告則把建議落到三個方面：連接、數字技能和心理健康。

　　這些干預政策啟示我們：學前階段兒童屏幕暴露的政策目標，應從單純“控時長”轉向“控總量、提質量、重情境、強責任”；政府和社會要加強對面向學前兒童的屏幕設備、應用程序、數字內容和平臺服務的規范與監管，推動數字產品和服務落實兒童優先、安全默認、隱私保護和質量保障原則；加強家園合作，家園應形成一致的兒童數字媒介使用理念和基本規則，共同明確屏幕使用的時間、場景、內容和陪伴方式。

　　將“簡單控制”變為“積極干預”

　　記者：家長在干預學前兒童的屏幕暴露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您對家長有何建議？

　　李敏誼：對0—6歲兒童而言，他們尚未形成成熟的自我控制能力、判斷能力和風險識別能力，屏幕使用的時間、內容、場景和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庭環境與成人教養方式。因此，家長最重要的角色不是單純的“監督員”，而是兒童數字生活的共同建構者和共同調節者。

　　我們在研究中把家長媒介干預區分為四種類型：限制性干預、教育性主動干預、照看性主動干預和無目的性干預。結果顯示，教育性主動干預和限制性干預能正向預測兒童早期發展結果，而照看性主動干預和無目的性干預則負向預測兒童早期發展結果。也就是說，并不是只要家長“介入”就一定有效，關鍵在于介入的性質。

　　從國際研究來看，家長媒介干預也越來越強調“積極中介”而不是簡單控制。經合組織2025年度報告指出，家長要幫助兒童建立健康的數字媒介使用習慣，并通過共同討論、內容管理和家庭媒介計劃，平衡兒童的自主性與保護需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權益保障署2025年報告同樣提醒，保護兒童不能只依靠限制屏幕時間，更要關注兒童實際接觸的內容、平臺環境和可能遭遇的具體風險。

　　由此可見，數字時代如何為人父母，家長既要有邊界意識，也要有高質量的陪伴意識和教育意識。我對家長的建議是：定規則、選內容、共使用、做榜樣、留替代。高質量的親子陪伴強調的是父母活在當下，只有當真實生活足夠豐富，屏幕才不容易成為兒童最主要的娛樂和情緒調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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