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門高中課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一個人一生的職業航向？38.97%——這是浙江省高中畢業生中，選考過技術與工程（通用技術）課程后選擇工科專業的比例；同樣這一群體里，僅參加學考而未選考該課程的學生，選擇工科專業的比例為25.17%，兩者相差近14個百分點。這是一項覆蓋15屆（2009—2023屆）、21072名浙江高中畢業生的回溯性調查給出的結論之一。

　　2025年，教育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強中小學科技教育的意見》，明確提出“以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為重點，切實加強中小學科技教育，夯實科技創新人才培育基礎”。在全國范圍內，浙江是唯一將技術與工程（通用技術）納入高考選考科目的省份，自2006年全面實施以來，已走過20年的探索之路。這套以“設計—物化”為核心的技術與工程課程體系，究竟給學生帶來了什么？研究團隊對浙江省連續15屆高中畢業生進行了回溯調查，回收有效問卷兩萬余份，并對近400名畢業生進行了訪談。數據呈現的結論是：技術與工程課程對學生的影響，不止于課堂，不止于高考，而是“一輩子”的。

　　1 數據答卷 21072份問卷見證工程啟蒙

　　技術與工程課程是否真的影響了學生的專業選擇和職業走向？數據給出了明確答案。除了上述近14個百分點的差異，更值得關注的是，學生對工程領域的情感認同與其職業選擇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714（在0—1區間內屬較強相關），這意味著課程激發的不僅是知識層面的了解，更是深層的情感紐帶與職業志趣。這種影響有時甚至改變了學生對自身潛能的認知。

　　這些數字在畢業生的講述中得到了生動印證。畢業于余杭高級中學、本科就讀于浙江大學、現在哈佛大學攻讀計算科學與工程專業的鄔飛揚說：“高中通用技術課上，我第一次系統接觸到結構設計、電子控制和工程實踐，學會了像工程師一樣拆解問題、驗證方案和不斷迭代優化。”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臺州附屬高級中學、現就讀于清華大學集成電路學院電子信息專業先進制造方向研究生的金迅安說：“通用技術是我工程啟蒙的起點，面對芯片制造極高精度的工藝挑戰時，我依然會用到當年課上培養出的實踐探究能力。”畢業于龍泉中學、現就讀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機械工程專業的毛揮豪，已參與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他說：“這門課教會了我如何將一個抽象的需求，通過規范的設計圖樣，最終轉化為穩定可靠的物理實體。”

　　來自企業的觀察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一位長期從事機器人與智能裝備產業的浙江企業負責人，招聘足跡遍布全國。從他的招聘經驗看，浙江畢業生在硬件調試和軟硬結合方面的上手速度明顯優于其他省份。

　　2 機制護航 “三個100%”與“雙驅動”

　　浙江的成效并非偶然，而是課程定位、制度保障與教學機制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課程本身的定位。課程標準將技術與工程定位為立足動手實踐、注重創新創造的通識性課程。這一定位在產業界引起了強烈共鳴。前述浙江智能裝備企業負責人在訪談中反復強調，他所在行業最需要的不是“光會寫代碼”的人，而是“能動手又會編程”、懂得從需求到落地完整流程的復合型人才——“六小龍企業，除了純軟件方向，但凡涉及硬件，就繞不開電子電路，通用技術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他甚至為自己的女兒選擇了這門課程作為高考選考科目。從產業需求反觀課程設計，技術與工程課程“注重創造”的課程本質與智能制造產業對人才的核心訴求高度吻合。

　　其次是制度保障。浙江“七選三”高考模式將技術納入選考，使這門此前的非高考科目變成了有實質影響力的學科。全省實現了三個“100%”——100%的普通高中開設課程、100%的學生參與學習、100%的學生參加學考。這種制度安排確保了技術與工程教育的全覆蓋，而不僅僅是少數學校的特色實驗。

　　在教學機制上，浙江的核心做法可以概括為“設計—物化”雙驅動——學生不是先學完理論再實踐，而是在“問題嵌入式”的真實工程情境中，經歷“設計學習”與“操作學習”交替推進的完整工程閉環。這個過程中，“有效失敗”是極為重要的學習要素：學生設計的橋梁模型在加載測試中承重失敗，精心焊接的電路在調試時無法運行——這些“失敗”迫使學生反思、修正，由此生發出多方案探索、權衡決策、優化迭代等高階思維能力。在以大學專業適應性為結果變量的中介模型中，工程思維與創新設計分別占總間接效應的43.79%和42.46%，兩者合計接近九成——也就是說，在課程影響向專業適應性傳導的路徑中，起主要作用的正是這些可遷移的高階素養。

　　3 長效遷移 從課堂到職場愈顯其力

　　調查中最令人振奮的發現之一，是課程育人成效隨時間推移不減反增。

　　在大學階段，高中的工程實踐為學生構建了“工程認知圖式”——一套面對工程問題的基本認知框架。畢業于嘉興一中的清華大學自動化專業學生李成蹊發現，自己在電路原理、工程制圖等課程中具備良好基礎。畢業于紹興一中、本科就讀于北京大學智能科學與技術專業、碩士就讀于新加坡國立大學人工智能系統專業、目前在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攻讀博士的范寒威說：“它讓我明白，面對實際問題不能只停留在一個層面，還要思考怎么設計方案、怎么權衡條件、怎么判斷可行性，以及最后怎么真正落地。”

　　進入職場后，育人成效進一步凸顯。調查數據顯示，高中實踐深度對個體遠期發展的直接效應，從大學階段的0.090上升到職場階段的0.152，增幅近七成。這意味著課程培養的核心素養已經內化，在職場中往往不需要刻意思考就能自動啟動。

　　職場案例印證了這一判斷。畢業于天臺中學、本科就讀于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浙江大學碩士畢業后進入杭州某集團的一位研發工程師說：“研發工作本質也是解決需求——先分析需求、設計方案、確定步驟，再分步落地實踐。高中做魯班鎖、焊電路板時，其實已經走完了一遍完整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素質導向的基礎教育課程，技術與工程課程的育人成效并不局限于工科領域。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臺州附屬高級中學、現就讀于劍橋大學設計人文專業的程一然說：“通用技術教給我的不僅是動手能力，更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底層邏輯——如何通過科學的流程優化，讓信息傳遞得更精準更有效。這種跨學科的思維方式至今仍是我在學術研究中的核心競爭力。”畢業于嘉興一中的一位杭州互聯網企業AI產品經理，本科學工商管理，研究生學人力資源管理，卻成功轉型為AI產品經理兼研發工程師。這位畢業生說：“遇到復雜需求時，我會習慣性地做要素分析和整體規劃——這不就是一種‘工程思維’嗎？——核心就是系統分析與權衡比較。”這些案例表明，技術與工程課程賦予學生的，是一種應對復雜問題的通用型思維框架，其價值遠超學科邊界。

　　也要看到，課程的育人成效因人而異。在訪談中，部分非工科崗位畢業生、當年課程剛起步幾屆的學生以及實驗設備相對薄弱地區的學生坦言，課程對自己后來的影響相對有限——“當時學得比較淺，所以印象不深”。這恰恰提示我們，技術與工程教育的關鍵在“實”：要讓設備真正進入課堂，讓動手真正落到學生身上，讓每一個高中生——無論選考與否、無論是否走工科路徑——都能獲得一次完整、扎實的工程啟蒙體驗。

　　教育的效果往往難以量化，尤其是那些需要穿越時間才能顯現的部分。這項覆蓋15屆、兩萬余名畢業生的調查研究，呈現了一個事實：以“設計—物化”雙驅動為核心機制的技術與工程課程，其育人價值遠超課堂，延展至大學學業、職業發展乃至終身思維習慣的養成。當前，國家正積極推進中小學科技教育，技術與工程教育被賦予新的戰略地位。浙江近20年的探索表明，將技術與工程教育納入基礎教育的核心課程體系，給予制度保障和實施空間，就能為創新人才培養奠定堅實而持久的基礎。

　　（作者系浙江省教育廳教研室綜合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