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紀秀君 本報記者

　　鄭素華 浙江師范大學兒童發展與教育學院副教授

　　我們需要主動構建以兒童為主體的數字文化引領策略，推動數字技術賦能而非支配兒童文化，在技術與童年的辯證關系中捍衛兒童的數字主體地位

　　童年的文化基底已發生變化

　　記者：“新”童年研究側重從社會、文化、歷史層面透視、理解童年，在您看來，該怎么理解數字時代的童年？

　　鄭素華：這個問題非常具有啟發性。數字時代的童年，要放到童年的歷史語境中去理解。上世紀80年代，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一書中指出，童年的概念是文藝復興的偉大發明之一，也許是最具有人性的一個發明。按照“新”童年理論，他的這一觀點其實是一種社會建構論的童年立場。這種立場特別強調童年的社會文化屬性，也就是說童年會隨著不同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等的變化而變化，不存在一種理所當然的、普遍的、抽象的童年模式。我們無須過度擔憂數字時代童年會不會消逝——實際上，只是童年發生了變化。

　　當前人類社會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從傳統社會邁向以人工智能為核心技術驅動力的數字社會。數字童年的出現是數字時代發展使然，是社會變遷引發的童年形態的一次深刻轉型。其加速改變著傳統童年的自然成長節律，重塑著兒童的社會化進程，進而形成一種技術深度嵌入兒童成長的后人類童年景觀。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數字時代童年的文化基底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前數字社會的童年建構主要依托紙媒、童謠、線下游戲、民間文化資源等作為載體，而在當代社會中，動漫、有聲書、在線兒歌、短視頻等視聽媒介越來越成為兒童生活的一部分，它們悄然改變了兒童文化的形式，構成了童年經驗的新基礎。這一過程不僅是媒介形式的更替，更意味著童年的數字化重構：兒童的審美取向、興趣愛好、語言表達，乃至價值觀，都不斷受到形塑。我們需要主動構建以兒童為主體的數字文化引領策略，推動數字技術賦能而非支配兒童文化，在技術與童年的辯證關系中捍衛兒童的數字主體地位，保護童年作為文化意義活化空間的獨特價值。

　　警惕“信息繭房”式的封閉童年

　　記者：兒童正在經歷的日常生活，是理解童年圖景的基點。信息技術的洪流，會怎樣影響兒童的文化參與和身份認同？

　　鄭素華：0—6歲是兒童文化感知與自我意識萌芽的關鍵期，也是最容易被信息技術潛移默化塑造的階段。當前信息技術的洪流對兒童文化參與和身份認同的影響是多重的。

　　就文化參與的路徑而言，呈現出拓寬與窄化并存的復雜特征。一方面，數字技術為兒童打開了新世界，極大地豐富了童年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數字平臺的算法推薦機制正催生著“信息繭房”式的封閉童年。這對兒童成長極為不利，他們的文化空間可能過早被固化，其文化消費也往往深度受制于商業資本的邏輯，導致兒童的文化參與很容易被異化為一場資本的狂歡，這一趨勢值得警惕。

　　數字技術也深刻顛覆了傳統的文化習得模式。在傳統的前喻社會中，成人是掌握知識的權威，兒童扮演著社會學徒的角色。文化習得呈現成人向兒童單向傳遞的特征。然而，進入數字社會，兒童的信息獲取渠道日益多元，電視、手機、平板電腦、戶外屏幕等構成了復雜的多媒介交織環境，這極大弱化了傳統童年成長模式中“成人守門人”的角色。

　　這一變化，一方面讓兒童身份認同提前萌芽了，另一方面也帶來兒童身份形塑過程中的認知偏差風險。尤其是低齡兒童，難以區分虛擬和真實世界，容易把數字媒介中的一些虛構形象作為模仿范本。如《喜羊羊與灰太狼》熱播時，有孩子看了之后跟媽媽說，要帶一個平底鍋去幼兒園，媽媽就讓他帶了。結果，孩子拿平底鍋去敲其他孩子的頭。這一案例表明，隨著兒童媒介接觸機會的增多，他們面臨的數字風險也在上升。對此，我們需要加強兒童文化的數字倫理建設，讓優秀文化來豐富兒童的精神生活，防止“劣幣驅逐良幣”，引導好兒童的數字自我建構。

　　兒童是捍衛童年的一股天然力量

　　記者：從需要話語的童年到權利話語的童年，實際上強調了兒童的“參與”能力與權利。守護童年，兒童能做什么？

　　鄭素華：過去我們更多把兒童看作是需要被照顧、被保護的對象，轉向權利視角，實際上就是承認兒童不是被動接受安排的客體，而是擁有自己的想法、觀點，有表達及參與權利的獨立主體。

　　如今，數字技術使知識獲取更加便捷，兒童看待世界的視角更加多元。與此同時，兒童自我認知與獨立意識的覺醒時間也在不斷提前。我曾跟一些家長交流，他們發現孩子從幼兒園時期就開始出現“叛逆”跡象了。這種“叛逆”恰恰是孩子自我意識萌發的表征。因此，在數字時代，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童年視為一個成人保護的被動階段，而應著眼于培育兒童的數字主體精神。兒童是他們自己童年的主人，也是捍衛童年的一股天然力量。如果成人適度放手的話，他們可以并且有能力更主動地參與自身童年的建構過程�！靶隆蓖�年理論的一個核心觀點認為，兒童是積極、主動的社會行動者，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社會生活中。

　　現在，很多幼兒園都在積極培養兒童主體性，一些幼兒園嘗試讓兒童自主選擇區角活動、玩伴等，還有一些幼兒園把兒童哲學引入教學，讓兒童在辯論中鍛煉思維。這些都有利于發展兒童的自主選擇、參與和決策能力，也是尊重兒童權利的表現。其實，保護兒童和尊重兒童權利之間并不矛盾，我們需要在保護兒童和發展兒童主體性之間維系一種恰當的平衡。數字時代的童年守護，不應再是成人單向的守護，而應是一種有兒童參與、重視兒童數字權利的新型守護——一種線上線下融合的多模態守護。

　�。ū緢笥浾� 紀秀君 采訪整理）